牧童故事

 

    2009年11月，讀了作家龍應台所寫鉅著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」之後，內心激盪不已，為生長在那個悲劇時代的人，身心靈所受到的踐踏、傷害而感到難過。經與金安學長伉儷分享讀後心得之後，某日他夫婦倆帶來一本「巨流河」送我，說這本書也是敘述那個時代的情景，值得一看。

    足足六百頁，厚厚的巨流河，當下就花了幾天時間，一口氣看完，內心真是百感交集。

    巨流河作者齊邦媛是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，此書是她的自傳，她花了四、五年的時間完成此鉅著，於2009年付梓時已年高八秩晉五，精神可佩！

    齊教授，1924年生，遼寧鐵嶺人，成長於亂世，經歷九一八事變、七七事變、對日抗戰、國共內戰、政府遷台，在不斷逃難的日子中，猶能奮發向學的精神，讓人肅然起敬。她以時事做背景，述說著父母親的故事，以及她的校園生活、感情憧憬、教學與學術生涯…等等，都感人肺腑，讓人難以忘懷，可說是見證了近百年的民國史。

    幾天前，台北正熱烈慶祝建國百年，大放煙火，燦爛奪目。我在洛杉磯的電視中，看到了慶祝活動的歡樂景象，卻讓我想起了「巨流河」，想起了那些曾經為了抗日、內戰而顛沛流離、家破人亡的苦難人們，所以我決定再讀一次「巨流河」。

    溫故知新，再讀不是走馬看花，而是細細品味，隨著作者的文筆，用心感受作者走過艱難，而後有成的人生。讀後感動之處頗多，略述一二於後。

    作者說：「我的幼年是個無父的世界。兩歲時曾驚鴻一瞥看到父親，風雪夜歸，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。」

    她的父親齊世英，十八歲到日本留學，十九歲奉父母之命返鄉結婚，一個月後即回日本繼續求學三年，再到德國海德堡大學留學三年，二十五歲返國，期間只曾暑假中回家幾次。齊先生精通日、德、英語，思想先進，關心鄉里。返國後與郭松齡將軍相談甚歡，理念相同，對時局充滿強烈憤慨與改革使命感，遂參與郭松齡將軍兵諫張作霖，事敗，遭奉軍追緝，逃亡日本，再轉回上海加入國民黨。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，齊先生負責中央政府與東北地下抗日工作的連繫，經常出入東北敵後，鮮少返家，直到婚後十年才得攜家眷在南京團聚，難怪作者從小很少見到父親。

    作者在南京上小學時，有一天上學途中，腳穿棉鞋陷在泥裡，這時一輛汽車開過來停下，裡面坐著她的父親，他的司機下車幫作者穿好鞋子，就開車走了。回家後父親說，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務車上學，須知公私分明，且不可養成炫耀的心理。可見齊先生教育子女之嚴明。

    作者自幼體弱多病，快滿周歲時，高燒不退，氣若游絲，幸祖母命長工，冒著零下二、三十度的低溫，騎馬到十里外的鎮上找來一位醫生，幫她治癒。十歲時又不幸得了肺病，父親從南京送她到北平城外二十里的療養院，住院治療一年才痊癒，六十多歲的祖母每個禮拜六坐二十里路的轎子到療養院看她，她常哭嚷著要回家，祖母也哭得涕淚橫流 。作者說她一生常懷念祖母，常常覺得虧欠祖母太多。幾年後，抗日戰爭時，作者由漢口顛沛流亡到重慶，輾轉得到祖母的消息，竟是祖母已經逝世一年了。遭逢戰亂，親人失聯若此，真是情何以堪！

    作者的母親裴毓貞，與齊先生同齡，十九歲嫁到齊家後，十年間在夫家莊院裡有忙不完的家務；公婆吃飯時，必須在旁垂手 侍立，這是有地位人家的規矩；她沒有朋友，沒有社交，孤獨地等待夫君。

    等了十年，一家人終於在南京團聚，但九一八事變後，作者的母親須協助先生照顧一群來自東北的學生，每星期在家裡做飯請這群離鄉背井的孩子吃家鄉菜，齊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鍋不知溫暖了多少遊子思鄉的心。此事在我看來是非常辛苦的差事，但作者說她的母親樂此不疲，這是她母親思念故鄉的最大安慰，在她母親心中，每個人都是她的娘家人。這種胸襟，真是令人感動！

    1934年，日本佔領東北成立滿州國，齊先生說服教育部在北平成立「國立中山中學」，收容不願做日本順民的東北青年，招收了約二千名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學生。1936年華北局勢不穩，又遷校至南京。

    中山中學有位學生叫張大非，他的父親是 瀋陽縣警察局長，因放走地下抗日同志，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。張大非離家逃亡，在極端困頓中見到國立中山中學招收東北流亡學生的佈告。他考上初三，食宿一切公費，從此有了安身之所。

    張大非無家可歸，是作者家中常客，很得齊家人的疼愛，久而久之，張大非也把齊家當作自己的家。他長於作者六歲，對作者非常照顧。有一天，作者與哥哥、張大非等八、九人去爬牛首山，下山時那些大男生都已跑下山，她落後甚多，困在一處小岩頂，進退兩難，在寒風與恐懼中哭泣，這時善體人意的張大非在山的 隘口回頭看她，然後往回走去牽她下山。作者書上這麼寫著「數十年間，我在世界各地旅行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，總記得他在山風裡由隘口回頭看我。」這是多刻骨銘心的感動啊！

    1937年底，張大非從軍，改名張大飛，選入空軍官校十二期，並赴美受訓，回國後被選入飛虎隊，成為抗日作戰英雄。這幾年間他與作者之間經常書信聯絡，他們誠摯、純潔地分享成長經驗。他是作者憧憬的那種英雄， 作者也感覺得到張大飛也愛慕著她，可是他卻沒有明白表示。

    作者高三要畢業前，他曾到學校看她，因為部隊要移防，說是只想來看她一眼；當往校門口送別時，突然下大雨，他將她摟進掩蓋全身戎裝的大雨衣裡，她聽見他心跳如鼓聲，只有片刻，他就上車，疾駛而去。此後，她今生未曾再見到他一面！

    作者大學一年級剛到校報到時，他就來信，不言相思，卻盡是相思。此後，亦曾寫道「我無法飛到大佛腳下三江交會的山城看妳，但是，我多麼愛妳，多麼想妳！」

    1945年五月十八日，張大飛豫南會戰時，殉國於河南信陽上空。他留下一個大包裹給作者，大都是作者寫給他的信。另一封信寫給作者的哥哥振一，節錄如下「振一：你收到此信時，我已經死了…也請你原諒我對邦媛的感情，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…那天看到她由南開操場走來，我竟然在驚訝中脫口而說出心意，我怎麼會終於說我愛她呢？這些年中，我一直告訴自己，只能是兄妹之情，否則，我死了會害她，我活著也是害她…以我這必死之身，怎能對她說『我愛妳』呢？……請你委婉勸邦媛忘了我吧，我生前死後只盼望她一生幸福。」

    這是多麼淒美、悲壯、感人的故事，張大飛一心想為國捐軀，為父報仇，怕連累到他所摯愛的人，一直壓抑著自己的感情，這種為國家盡忠、為父母盡孝，為所心儀女人設想的情操，聞者莫不動容矣！

    作者與張大飛冥冥中仍有牽引，作者隔年到南京時，無意間路過一座教堂，正在為張大飛做殉國周年追思禮拜，她竟能奇遇似的進入教堂參加禮拜，就像奇蹟一樣！ 2005年第二次回南京時，她找到了抗日航空烈士公墓，摸到那座黑色大理石的墓碑，上面刻著張大飛的名字、出生地和生卒年月。

 

    1937年七七事變，作者十三歲，就開始了她八年抗戰的流亡求學生涯。八月十三日，日軍發動淞滬戰爭，到了九月，敵機不斷轟炸，整個南京是已半成空城。在作者父親安排下，她們一家與中山中學師生一千多人，從南京輾轉逃到漢口、湘鄉、長沙、桂林、懷遠，到達四川重慶。

   「自離開南京到四川，整整一年。中山中學走了五百哩，顛沛流離有說不盡的苦難，但是不論甚麼時候，戶內戶外，能容下數十人之處，就是老師上課的地方。學校永遠帶著足夠的各科教科書、儀器和基本設備隨行。」書上如此敘述。

    作者在重慶沙坪壩的南開中學就讀六年，她說「在這裡六年，我成為一個健康的人，心智開展，奠立了一生積極向上的性格。」所以她在書中描繪南開生活甚多，很懷念張伯苓校長及其他師長、同學。

    南開中學原設於天津，1936 年張校長即到沙坪壩建立分校，在抗戰最艱困的八年中，教育了數萬青年，每個人幾乎都是「國不亡，有我！」的張伯苓精神的延長。

   「烽火燒得熾熱，炸彈聲伴著我們的讀書聲，不跑警報的時候，埋首用功；跑警報時，課本仍然帶著，準備明天的考試…在那麼艱難的環境，我們每天吃得不好，穿得不好，晚上被臭蟲咬，白天要跑警報，連有月亮的夜晚也不放過…師長們聯手守護這一方學習的淨土，堅毅、勤勉，把我們從稚氣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，在惡劣環境裡端正地成長，就像張伯苓校長說過：『你不戴校徽出去，也要讓人看出你是南開的。』」作者這麼回憶著。

    作者 高三時，決心考大學攻讀哲學系，想探索人生深奧的意義。就讀武漢大學哲學系時，大一英文全校統考第一名，後經外文系朱光潛老師開導轉為外文系。

    1945年，抗戰勝利後，作者在四川武漢大學三年級時，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化，有人到女生宿舍為她「站岡」了。此君姓黃，是武大樂團的小提琴手，他拿著琴上台時，頎長儒雅，許多女生為他著迷。

    黃君曾寄給作者一首以她名字譜曲的創作；曾溯江三日，或跑五百里旱路，只為了看她，熱切表示愛慕，但來的不是時候，她心中那時仍困在對張大飛的悲悼之情，與黃君註定無緣。

    抗戰勝利後，前線後方共患難的日子竟一去不返，學潮在全國各大學擴散。1946年起，國共內戰全面展開，學生運動風起雲湧，學校已不是單純的學習環境，讓作者十分困擾。

    此時出現了一位俞君，上海人，抗戰中期不願受日本教育，由上海到後方，來自淪陷區的武大學生，與作者發展一段似有若無的純純戀情。作者在「最後的樂山」、「林中鳥鳴天籟」、「告別世外桃源」、「上海，我照的另一面鏡子」數篇中都有極為生動、感人的畫面，也為作者理智的抉擇感到佩服。

   「大學畢業了，工作、愛情皆無著落…身心俱疲回到宿舍，在半空的房間裡，痛哭一場，為自己茫茫前途，也為國家的迷茫，悼亡傷逝…」作者做為一個優秀的知識份子，憂國憂時的感傷，也令人感動。

    大學畢業返鄉時，作者與同學由漢口搭船回上海，那江輪沿著全船的欄杆，用粗麻繩連環綁著近百名年輕男子，被押赴支援在北方的剿共戰爭，作者寫道「在我有生之年，忘不了他們枯乾的顏面，忘不了他們眼中的渴。」讀到這兒，也讓我不禁想起龍應台所寫的那本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」所呈現的悲慘畫面。

    1947年作者飛越台灣海峽到台灣大學外文系任助教，開始她一生從事文學研究與教學的生涯，先後任教於台中一中、中興大學、靜宜文理學院、台大外文系、作育英才無數。同時不斷自我精進，多次赴美進修或講學，也曾應聘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、美國加州大學講授台灣文學，為台灣文化於國際發光。其一生刻苦向學的精神，足為後輩楷模。

    作者來台後參加武大校友會，認識電機系畢業，任職台灣鐵路局台北電務段長的羅裕昌，結為連理，鶼鰈情深。其夫婿羅先生，對台灣鐵路電氣化的卓著貢獻，書中亦有所述，其敬業、負責的精神，令人萬分感佩！

    至於作者最敬愛的父親，一生為黨國奔波，來台擔任立法委員，1954年底，在立法院公開發言反對為增加軍費而提高電價一事，令蔣總統大怒，被開除黨籍，則讓人感慨萬千，也不禁佩服齊先生的風骨！

    1983年，作者的母親不幸猝逝，埋骨於淡水三芝鄉的山坡地，地勢開闊，面向海洋，往東北方望去，就是回家的路。

   「四年後父親亦葬於此。裕昌與我也買下了他們腳下一塊緊連的墓地，日後將永遠棲息父母膝下，生死都能團聚，不再漂流了。如今已四代在台，這該是我落葉可歸之處了吧！」作者道盡了一生漂泊、離家的人，對安定、團聚的渴望！

    再讀「巨流河」，在時代悲劇中有過不幸遭遇的人，都讓我寄予同情並感沉痛；對作者積極向上的作為感到十分敬佩；也慶幸自己生長在太平盛世，此後更應「知福惜福」！　

  

[坐在舒適的地毯上，正專注寫"再讀巨流河"時，老婆幫我側拍。]